贞观十一年，时屡有阉宦充外使，妄有奏，事发，太宗怒。魏徵进曰：“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闻此语？自今已后，充使宜停。”魏徵因上疏曰为臣闻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恶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善善明，则君子进矣；恶恶著，则小人退矣。近君子，则朝无粃政；远小人，则听不私邪。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君子小过，盖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铅刀之一割。铅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众恶也；白玉微瑕，善贾之所不弃，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谓之善善，恶君子之小过，谓之恶恶，此则蒿兰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识玉石之分，又辨蒿兰之臭，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为墟，史鱼所以遗恨也。
贞观十一年，当时常常有宦官外出担任使者，他们胡乱奏报政务，事情败露后，唐太宗非常生气。魏徵说：“宦官虽然地位卑微，但他们常常侍奉在天子左右，发表议论，容易使天子轻信，慢慢地，便造成很大的危害。现在陛下圣明，可以无此顾虑，可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可不断绝这种祸患。”唐太宗说：“不是你，我怎么会听到如此中肯的意见呢？从今以后，宦官不可再担任使者。”魏徵事后又写了一篇奏书，进献唐太宗为我听说国君贵在表扬善事，贬斥劣迹，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如果善事得到发扬，那么君子就会为国效劳；贬斥劣迹，那么小人就会自行隐退。亲近君子，那么朝廷不会有劣政；远离小人，则不会偏听。小人并非没有小小的优点，君子并非没有小小的过失。君子小小的过失，是白玉上小小的瑕疵；小人那小小的优点，则如铅刀上一小处锋利的地方。铅刀的锋利，能工巧匠是不会看重的，这小小的优点不足以掩盖许多缺点；白玉微瑕，好的商人不会嫌弃，小小的斑点不会妨碍白玉整体的美丽。赞扬小人的优点，而认为这是对善的正确判断；贬斥君子的过失，而认为这是对恶的正确判断，这就如同认为蒿草和兰花的香味一致，白玉和顽石的质地一样，是美丑不分，善恶不辨，这就是屈原投江自尽、卞和吐血的原因。如果认识了白玉和顽石的差别，蒿草和兰花的不同，但不能进善退恶，也是不明智的，这也是郭国被齐国所灭、史鱼抱恨终生的原因。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泛爱，引纳多途，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佞。又出言无隐，疾恶太深，闻人之善或未全信，闻人之恶以为必然。虽有独见之明，犹恐理或未尽。何则？君子扬人之善，小人讦人之恶，闻恶必信，则小人之道长矣，闻善或疑，则君子之道消矣。为国家者，急于进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则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乱亡不恤，将何以理乎？且世俗常人，心无远虑，情在告讦，好言朋党。夫以善相成谓之同德，以恶相济谓之朋党。今则清浊共流，善恶无别，以告讦为诚直，以同德为朋党。以之为朋党，则谓事无可信；以之为诚直，则谓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结于下，臣忠所以不达于上。大臣不能辩正，小臣莫之敢论，远近承风，混然成俗，非国家之福，非为理之道。适足以长奸邪，乱视听，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远虑，深绝其源，则后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败者，由乎君有远虑，虽失之于始，必得之于终故也。若时逢少隳，往而不返，虽欲悔之，必无所及。既不可以传诸后嗣，复何以垂法将来？且夫进善黜恶，施于人者也；以古作鉴，施于己者也。鉴貌在乎止水，鉴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鉴于己之行事，则貌之妍丑宛然在目，事之善恶自得于心，无劳司过之史，不假刍荛之议，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弥远。为人君者可不务乎？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明睿智，爱护百姓，广开言路。陛下鼓励进谏，但还不能完全选择得当的人；陛下痛恨邪恶，但还没能远离小人。并且，陛下言语急切，疾恶如仇，听到善行未必全信，听到劣迹就认为绝无错误。虽有远见卓识，但臣恐怕陛下有些地方还有不妥之处。为什么呢？君子会表扬别人的善行，小人会诋毁别人的缺点。如果听到劣迹就确信无疑，那么就会助长小人的气焰；听到善行就怀疑，那么君子会很失望。如果君子受到怀疑，小人得志，就会君臣失序，上下混乱，那么将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国家呢？并且，世俗之人，缺乏深思熟虑，喜欢搬弄是非。一般而言，我们把勠力同心做好事称作同德，把一起参与做坏事称作朋党。可现在清浊同流，善恶无别，把奸邪的人视为诚实正直，把同心同德的人称作朋党。被称作朋党的人，他们的言行就不被信任；被称作诚实正直的人，那么他们的一切都是可取的。这就是为什么陛下的恩德没有散布到臣子中间，臣子的忠诚没有传达到朝廷上的原因。地位高的大臣们不敢矫正朝廷的偏差，地位低的臣子们又不敢指出来，于是这种做法就形成风气，既不是国家之福，也不是治国之道。这足以助长奸邪，扰乱视听，使君主不知所信，大臣们不能安心做事。如果不深远地谋划，断绝这种风气的根源，将贻害无穷。幸运的是，如今国家还没有出现大的祸害，这完全归功于陛下的深谋远虑，国政虽然起初有所偏差，可是必然能够善终。如果现在遇到小的祸害，不加以制止，任由其发展，将来定会追悔莫及，这样的话，既不能将社稷传给后代，也不足以成为后世的楷模。扬善除恶，有利于人；以古为鉴，有利于己。如果能以古代圣明的帝王作为自己的借鉴，那么自己行为的美丑就一目了然，所做的事是好是坏，人们的心里自会知道，何须史官的评判，何须大臣们的进谏？帝王自然会功勋卓著，声名远扬。作为君王，能不这样追求吗？
臣闻道德之厚，莫尚于轩、唐，仁义之隆，莫彰于舜、禹。欲继轩、唐之风，将追舜、禹之迹，必镇之以道德，弘之以仁义，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不择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无远度，必失大体。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潜夫论》曰：“人君之理莫大于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是故上圣无不务理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之以理，务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后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内正道。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化之养民，犹工之为曲豉也。六合之民，犹一荫也，黔首之属，犹豆麦也，变化云为，在将者耳！遭良吏，则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浅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溶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世之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醇酽之俗，复见于兹矣。”后王虽未能遵，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哀敬无私，故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国家。
我听说，若论道德的崇高，没人可以超过黄帝、尧帝；若论仁义的深厚，没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如果要追慕古代圣君的风范，只有推行道德仁义，择善而从。如果不能选拔有才能的臣子，而把政务委托给凡庸的人，他们没有眼光和胸襟，必然会使国家的大体丧失殆尽。只用严刑峻法来控制天下的百姓，要想无为而治，是不可能的。所以，圣明的君王重在用仁义去移风易俗，只依靠刑法是不行的。君王应该施恩于百姓，用道义来约束自己。因此，政治不严厉，国家却能够获得治理，教化不苛刻，却能够使民风淳朴。仁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刑罚，只是枝节。刑罚对于治国，就像骑马用的鞭子，如果百姓都得到了教化，那么刑罚也就失去了作用；如果马尽力奔跑，鞭子又有何用呢？因此，刑罚不能使国家获得治理。所以，王符在《潜夫论》中写道：“帝王的治国之道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了。百姓有自己的本性、情感、行为、风俗。本性、情感是根本；行为、风俗是枝节。因此，圣明的君主治国，崇本抑末，顺应民心，从而矫正他们的行为。百姓本性纯正，那么奸邪之念就不会产生。所以有着上智的圣人，无不关注和教化民心，孔子说：‘听诉讼审理案子，我和别人一样，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君王用礼去教化百姓，使他们本性淳厚，体察他们的情感。百姓相互爱护，坚守仁义之道，那么就不会彼此伤害怀疑。这些都不是刑罚能够办得到的，只有依赖教化之功。圣人崇尚道德礼仪，轻视刑罚，所以舜命令契推行五教，可是后来又让咎繇设置了五种酷刑。凡是设立刑罚，其目的不是纠偏改过，而是预防奸诈邪恶，挽救祸害。如果百姓有幸遇到仁政，那么他们就会怀有君子之心；如果遇到暴政，就会人人自危，害怕奸邪淫乱。所以善于教化百姓的，如同酿酒工匠做酒曲。天下的百姓，如同做酒曲所需的材料，怎样变化，在于如何引导。遇到好官，就会心怀忠信，对老百姓仁厚。遇到坏官，就会心怀奸邪，鱼肉百姓。将忠厚仁义推而广之，就会天下太平；鱼肉百姓愈演愈烈，就会自取灭亡。所以圣明的君王，都重视以德教化天下人，轻视刑法。道德，即严于律己；威严，在于苛责别人。民风的形成，犹如用炉子炼金，金子的形状完全依赖于冶炼器具的形状。因此，民风民俗的善恶厚薄，完全取决于君主。君主仁义，就能感化天下苍生，使民忠厚奉公，消除小人奸诈之心，使民风淳朴。所以管子说：“圣明的君王坚守法令不用智能，天下为公不谋取私利。”因此才能够称霸天下，治理国家。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重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讼息，不可得也。
贞观初年，国家的法令一视同仁，臣子如果有违法乱纪的，都被依法严办了。即使临时断案时有轻重不同，朝廷听到臣下议论，也会欣然接受意见。百姓知道皇帝惩罚他们并非出于私心，所以都心悦诚服；臣子看到自己直言进谏并没有触犯龙颜，于是也更加尽职尽忠。可是近年来，您处理政事慢慢变得严苛，即使像成汤那样网开一面，但是仍然过分明察，好像能看到潜藏在深渊中的小鱼，常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做出取舍，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赏罚的轻重。对于自己喜爱的人，即使罪过再大也会网开一面，寻找各种理由为他开脱；对于厌恶的人，即使过失非常微小，也会挖空心思加重他的刑罚。执法失去了准确的定罪法则，凭着自己的心情和好恶来减轻或者加重罪名；臣子如果直言进谏，就会被怀疑是结党营私，欺瞒圣上。因此受冤枉的人有口难辩，知情的官员不敢直言。不去想如何使他们心服，反而只是强逼他们闭嘴，这样一来，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另外，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曹司必须上奏圣上。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明察真实的情况，从而酌情减刑；可是现在却是一味探求小节，甚至有些反而加重了刑罚，致使掌管司法的官员加大了对那些犯法官吏的打击，甚至因为自己的打击力度不够而深感遗憾。有的事情并没有重罚的法律规定，就在法律之外寻找理由重罚，十有六七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近年来犯法的官员都害怕被皇帝知道，一旦得知，自己被交付司法纠察的部门都觉得侥幸。这致使告讦的人接踵而来，加大治理却不能平息，君主在上面按照私心办事，官吏则在下面心怀欺诈，过于追究细节，不顾大体，对一个人处罚，却引起了众人的营私舞弊，这是与刑罚的公正背道而驰的，背弃了大禹对罪人哭泣的初衷。这样却希望人们和睦相处，使诉讼平息，是办不到的。
故《体论》云：“夫淫泆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也。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难矣。
所以《体论》上说：“奸淫盗窃，是百姓所痛恨的。我顺从百姓的心意处罚那些人，即便过重，百姓也不会认为残暴，这是因为我出于公心。怨旷饥寒，也是百姓所痛恨的，为了摆脱这种境遇而触犯法律，我体谅他们而宽大处理，百姓也不会认为是偏私，这也是因为我出于公心。法律重处的是百姓憎恶的事物，从轻处罚的是百姓所怜惜的。所以应该奖赏微薄却能鼓励善行，减轻刑罚却能禁止奸邪。”这样说来，刑法如果是出于公心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量刑过轻也是可以的。如果刑法是出于私心的就没有好处了，量刑过轻就会助长奸恶，量刑过重就会伤害到善良的人。圣人实施刑法都是出于公心，然而仍然担心有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就加上教化来补救，这是古代的人所关注的地方。后世治理刑狱的人却并不这样做：他们还没有审讯有罪的人，就已经先主观臆断，到了审讯的时候，就将预先想好的罪名强加给犯人，并且将这种行为称为有才能；不探究犯人犯罪的原因，却生硬地将其分类，按照皇帝的旨意作为处罚标准，却将这种行为称为忠心。为官有才干之名，事主有忠诚之称，那么名利都会随之而来，这些人再驱逐百姓陷入法网，有这样的风气存在而想要使国家的道德教化纯正、隆厚，恐怕是很难的。
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疑则与众共之。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讯，众所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故《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立爱憎者也，右亲戚者也，陷怨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尽忠立节，难矣。
如果审理案子，都要按照父子的亲情，树立君臣的情义，权衡轻重先后，测量深浅程度。悉数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忠君爱民之心发挥到极致，如果有疑问就和大家一起商讨。存在疑问就从轻量刑，这就是对刑法的尊重。所以舜告诫咎繇：“你作为一名官吏，只要在量刑的时候心存怜悯就不会乱断案子。”又规定一个案子要经过群臣、群吏、万民三次审讯，大家都认可了，才能定罪。可见，律令必然也掺杂着人情。所以《左传》说：“大小案子，虽然不能明察，但肯定有人情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世俗拘束着愚昧或苛刻奸邪的官吏，他们用人情来获取财物，对有人情的案子就放宽处理，对于仇人，就加以陷害。为什么世俗小人的人情和古人宽大为怀的情感有着天壤之别呢？主管部门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司法官员们产生怀疑，天子又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主管部门产生怀疑。这是君臣之间在互相怀疑，这样却想要群臣树立节操，尽忠为国，那就太难了。
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其举劾之法，参伍其辞，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任明听之耳，不使狱吏锻炼饰理成辞于手。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执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沣水之深十仞，金铁在焉，则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而鱼鳖莫之归也。”故为上者以苛为察，以功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讦多为功，譬犹广革，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夫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轻重，恩之厚薄，见思与见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贵其宽平，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不亦惑哉？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万乘之主，当可封之日，而任心弃法，取怨于人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