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如同一只猴子被咸丰耍着。刚接到要他代理湖北巡抚的圣旨时,曾国藩内心极为激动,但激动戛然而止,因为理学教条回到了他的头脑。他马上恢复冷静,写信给咸丰推辞说:“我是守孝期间出山为国分忧,按祖制是有功不能赏的。如果他接受代理湖北巡抚一职,那和当初的意愿大相径庭,我向来标榜孝道,却知行不一,对不起儒家列祖列宗,更愧对皇上。接受代理湖北巡抚一职,我心有余悸。因为人情可畏、人言可畏。倘若我违背传统,将来怎能号召群徒,奔赴战场?所以,这个代理湖北巡抚,我是诚心诚意地不能接受。”
这封信还未送到北京,咸丰就已改了初衷。当这封信摆到咸丰面前时,咸丰简直比得到曾国藩收复武昌的消息还要高兴。他顺势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示道:“我早就料到你推辞。你不干这活我也不勉强你。其实你要整师东下,挂个代理湖北巡抚的空职也无意义,朕赏你个兵部副部长(兵部侍郎)吧。”
这不算完,咸丰又耍起了把式,拿腔拿势地训斥曾国藩:“你这个人啊,太实诚。你写这封奏折时已是代理湖北巡抚,可官衔竟不写湖北巡抚,有人说你好名,我看你好名之过没那么严重。但朕让你担任代理湖北巡抚,你却推辞,这是违旨,罪过很大。严重警告一次!”
曾国藩接到这道圣旨时,五味杂陈。首先,他很失落,虽然代理湖北巡抚是他真心不想要的,但一辞就被允了,心里仍不是滋味。其次,圣旨里还说道,要那个笔杆子特别快的杨霈由代理湖广总督转正,原因是曾国藩收复武昌,杨霈功勋卓著。
据说,曾国藩在和太平军浴血奋战时,杨霈正在办公室里品信阳毛尖,他的功勋不知从何而来,竟然还卓著?!
最后,也是曾国藩心上很恐惧的一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咸丰的忘恩负义都无疑地被证明了,北京方面对他具有很重的猜忌心理。这是什么世道啊,曾国藩的粗鲁将官们发出愤怒的叹息。曾国藩却不动声色,但细心人看到他双手紧握,牙齿紧咬,双眼射火,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折磨。
折磨并非来自心上,而是肉体。每次情绪波动过大时,他的癣病就会发作,奇痒难耐,苦不欲生。他走过的路上会落下一层白,步步生癣花。幸好有癣病发作,转移了咸丰打击他的注意力,曾国藩才只是悲观,而并未绝望。
他也不是那种受到一点打击就灰心绝望的人,否则他早就死了。
真正让他挂碍于心的是咸丰皇帝竟然同意沈葆桢的馊主意。曾国藩的性格决定了他喜欢稳扎稳打,他原本想攻占武汉后好好经营下湖北,再以湖南、湖北为基地,进取江西、安徽,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向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收到咸丰让他启动快进模式的命令后,他提出攻占武汉后立即东下有三大忧虑。
第一,湘军经过从岳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战役后,人员和武器都有损耗,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以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第二,太平军虽失去武昌,也正如人失去一只手,实力犹在。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等地的群众基础超级良好,湘军如果东下就是孤军深入,稍有挫折就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到那时进不能退更不能,只能等死;第三,湖北经济没有恢复,不能成为湘军的粮饷基地,湘军东取江苏、安徽,仍要湖南供给,可湖南也没那么多余粮啊。
曾国藩的考虑是有远见的,这缘于他谨小慎微的性格,能在取得重大胜利后头脑依然清醒,客观地观察和估计敌我形势,是一个战略家必备的素质。
但是,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担忧嗤之以鼻。他严厉斥责曾国藩:“才有点成绩就不思进取,忠孝之人岂是可以这样的?如今满朝文武都翘首张望东南,你那光辉的形象映射在天,帝国恢复秩序的重任就在你肩,你却和我讲这些废话?!朕命你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
曾国藩不是王阳明,他没有和皇帝周旋的心机和能力。他的悟性和学识决定了他必须要执行皇帝的命令。从武昌东下前,他和湘军军官们聊天,内容却不是东下而是建立基业。
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比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军官们听懂了,虽然说的是历史,但内容还是东下。军官们以为曾国藩要抗旨,谁知曾国藩另有说法:“就如同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当然,除了宏大之外,还要有诚信。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说的就是诚信。程颢也说:‘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
说来说去,虽必须有牢固基础,但奉命行事的忠诚也不可缺少。大家都知道了曾国藩的意思,毫无理由、绝无抱怨地东下!
1854年九月上旬,湘军向九江迅疾推进,太平天国举国震动!
胜利的喜悦:田家镇大捷
武昌失守后,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杨秀清暴跳如雷,把逃回南京的武昌守将石凤魁斩首示众。当时洪秀全正沉醉在温柔乡中,几日后才知道这件事,找来杨秀清问情况。杨秀清说:“石凤魁把武昌弄丢了。”洪秀全大惊失色:“他们下一步要打九江,如何是好?”
杨秀清发挥全部智力道:“曾国藩这妖善稳扎稳打,短时间内不可能打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