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急转直下，如果再在北京滞留下去，不仅不利于发展，而且自身

形势急转直下，如果再在北京滞留下去，不仅不利于发展，而且自身难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康有为果断南下，留梁启超在京坚持工作，自己则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并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出版《强学报》，将东南一带的维新派组织起来。

尽管维新派做了一定让步，但顽固派守旧势力不肯就此罢手，翻云覆雨一向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果然不出所料，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首先跳出来弹劾“强学会”，说强学会“植党营私”，大骂《中外纪闻》鼓吹西学，背叛“圣经”，请求严禁。

此时，慈禧太后早就不耐烦了，下令查封北京“强学会”。一些见风使舵的官僚渐渐疏远维新派，乌云笼罩着北京城。

此时，上海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一向以开明自诩的张之洞见势不妙，也板起面孔，跟着查封了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就连出面牵头组织强学会的文廷式，也收到了牵连，竟被革职查办。

维新派遭此打击，能否重整雄风，这不仅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考验，也关系到晚清政局的变化。

“强学会”的被迫解散，是封建顽固势力向维新派发动的一次反扑。他们本想以此手段，吓唬一下维新派，不想康有为等人不吃这一套，我行我素，一如既往。而且维新派因祸得福，在为难时刻，得到帝党官僚的有力支持。

帝党集团的核心人物翁同龢，此时已经坐不住了，他不能眼看刚有起色的局面，就这样被断送掉，更不想让自己辛勤培育过的皇帝，当一辈子傀儡。怎么办呢？顶风而上，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一旦惹恼了慈禧太后，后果不堪设想。这一次可真让翁同龢寝食不安，大伤脑筋。

终于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条“曲线救国”的妙计，凭着他在北京多年的关系，经过多方疏通，在北京强学会旧址设立了官书局。官书局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名义上，清政府每月给银1000两，主要的任务是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文章。而实际上，维新派可以以此为基地，继续传播西学，宣传变法。

维新派受此鼓舞，精神为之一振，黄遵宪、汪康年等马上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闻名遐迩的梁启超到上海担任主笔。从此一篇篇“切中时弊，文笔犀利”的文章传遍大江南北，鼓舞无数爱国青年投身于改革洪流。

接着说说维新派的二号人物——梁启超。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父亲花去毕生心血去考科举，然而时运不济，屡试不中。连个秀才都没当上。而聪敏过人的梁启超，不负父望，年仅十一岁就考中秀才，十六岁又中举人。应该说，梁启超就是循着此路走下去，前途也是很光明的。

但万万没想到，一个看来偶然的事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光绪十六年，年近十七岁的梁启超，经人介绍，认识了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康有为。他立刻被康有为的理论所吸引、折服。当即拜康有为为师，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成为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中深得老师真谛的得意门生，开始走上维新之路。

甲午战争时，梁启超与康有为都在北京参加会试，结果梁启超没中进士。但胸怀大志的梁启超毫不介意科场功名，南下上海主笔《时务报》，为维新事业呐喊，成为时代号手，激励着仁人志士为维新变法而奋然前行。梁启超于是声誉鹊起，与康有为齐名，被人合称为“康梁”。

正当南方的维新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北方的天津也成为一个新的中心。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一本名叫《天演论》的书在中国出版，立刻震动了全国。

《天演论》原为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唯物主义者赫胥黎所作，把这部世界名著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曾被毛泽东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