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所谓”二句按钟惺曰“‘货殖’非细事‘货殖之人’非庸人太史

“岂所谓”二句：按，钟惺曰：“‘货殖’非细事，‘货殖之人’非庸人。太史公借以写其胸中实用。……今观《平准》言利，渐向剥削；《货殖》言利，渐向条理，故曰《货殖传》者所以补《平准书》之所未备也。”

由此看来，致富没有固定的职业，而货物也没有固定的主人，善于经营的就能积累财富，没本事的就会倾家荡产。家有千金就可以和一个都城的封君相比，财产上亿其享乐程度就和国王一样了，这不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素封”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既是司马迁的自传，也是《史记》全书的总说明。在本文中，司马迁叙述了自己的家世经历，叙述了自己写作《史记》的时代条件、个人动机。《自序》还全文引入了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其用语之简洁，概括之准确，都是前无古人的。于此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司马谈的思想、学术，认识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对其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初期学术上各家各派互相吸收融会的发展趋势。司马迁还在《自序》借议论孔子作《春秋》阐述了自己对于作史意义的认识，认为史可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是“王道之大者也”。文章的后一部分介绍了《史记》的规模体例，以及每一篇的基本内容和写作宗旨，李景星说：“史迁以此篇教人读《史记》之法也。凡全部《史记》之大纲细目，莫不于是粲然明白。未读《史记》以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之后，尤须以此篇精参之。”所以说，这篇《太史公自序》是研究司马迁的生平思想以及《史记》其书的重要资料。

在这里我们选取的是《自序》中司马迁的自传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接受遗教与忍辱发愤两节，这是最能反映太史公父子两代人史家担当的段落，表现了司马迁思想发展、转变、成熟的轨迹，也是全篇抒情性最强最感人的段落。接受遗教一节，司马谈临终之际，言语殷殷，充满了不能完成《史记》的无限憾恨以及对儿子的期望，这也是促成司马迁日后忍辱发愤、百折不挠地写《史记》的原因之一。同时，我们还应该透过他们父子的这种态度，看到这是一种时代要求的体现。忍辱发愤一节最本质的体现了司马迁的生死观与价值观，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愤著书”及“述往事，思来者”的以史明志两点，它们在司马迁后来的《报仁安书》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的阐发，如“勇者不必死节”，“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以及“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样慷慨悲愤、沉郁雄健的表达。李景星说此篇“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非虚言哉！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龙门：山名，在今陕西韩城东北、山西河津县城西北十二公里的黄河峡谷中，原称“龙门”，也称“禹门”。

河山之阳：这里即指龙门山之南，黄河的西北岸。

古文：秦朝统一前，东方六国所用的文字。此指用“古文”所写的六国书籍。